与以往可转债市场全年交投活跃且赚钱效应聚集的行情相比，2026年上半年，在新一轮强赎潮叠加供给滞后相互作用下，国内可转债市场正迎来一段时间的“枯水期”。
Wind数据显示，截至5月18日，全市场可转债剩余规模仅为5031.53亿元，较年初大幅缩水超500亿元；与2023年末8758.59亿元的峰值相比，缩水幅度超过42%，累计“蒸发”逾3700亿元。尤为值得关注的是，今年4月，市场上有22只可转债被强制赎回，5月份又有6只转债到期赎回，其中5只被强赎，下半年还有6只银行转债到期转股或强赎，整个市场供给端的紧张可见一斑。
另外，尽管新债发行排队的企业有40余家，不过这些企业今年一季度才发公告，预计正式发行仍需半年左右时间，可转债市场“新老衔接”的空档也让投资机构平添了几分焦躁。
“此前受再融资政策收紧及审核节奏影响，可转债从预案到上市的流程耗时较长。特别是在2023年至2024年期间，股东大会通过后到提交审核的阶段曾出现严重积压，中位数耗时一度高达493天，这种滞后性使得亟须资金救急的企业无法及时获得补水。”上海澜成私募总经理许佳莹接受《华夏时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。
产品数量不足400只
值得一提的是，由于存量规模急剧下降，新债发行赶不上老债的退出，就连行业分析师都感慨投研工作变得“寡淡”。
“今年1月份，全市场转债数量还有413家，但是前五个月退出家数有72家，新债发行仅有20来家，当前可供研究的转债品种也就三百多只，尤其银行转债的集体消失，为我们当前的投研工作带来不小的烦恼。看似工作量变小了，不过对于存量债的研究决策难度更大，因为往年能够给投资者带来确定性收益的转债交易，上半年基本没有赚钱效应。”5月19日，上海一家中型券商债券分析师李晓超告诉《华夏时报》记者。
事实上，作为连接股市与债市的重要品种，可转债凭借“下有保底、上有弹性”的独特优势，长期以来深受机构与个人投资者青睐。但是随着市场标的缩水，转债投资的难度也加大，尤其是今年以来72只赎回的转债产品中，有高达57只是强制赎回的。
对此，许佳莹指出，强赎标志着企业成功完成了股权融资。以杭州银行的“杭银转债”为例，随着正股价格上涨触发强赎，大规模债券转换为股票，直接补充了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。这一过程意味着上市公司利用可转债实现了低成本融资并最终转股，是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、优化企业财务结构的良性闭环。随着苏行转债、成银转债等大盘品种的退出，市场上的“老面孔”减少，为“新血”腾出了空间。
“目前银行转债规模正在快速缩量，今年可能有6只银行转债陆续退场，存量规模预计将从1700亿元降至1000亿元左右。这种供给端的收缩会引发两个效应：一是大额、高评级转债的稀缺性凸显，存量的优质大盘转债可能会享受一定的估值溢价；二是对于投资者而言，传统的‘高评级打新’和‘持有至强赎’策略的容量在缩小，这会倒逼资金向更具成长性的中小盘或科技类转债迁移，增加市场的波动性和交易机会。”许佳莹指出。
来自券商和评级机构的专业人士则表示，可转债规模收缩是在权益市场结构性行情驱动下，发行人、投资者、市场机制多方因素共振的结果，当前结构性缺口推动转债估值水平抬升至历史高位，且高位震荡的趋势有望延续。
东吴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李勇向《华夏时报》记者表示，当前可转债存量规模回落，并非单纯的发行数量收缩，更深层的逻辑在于上市公司主动把握市场行情窗口，通过强制赎回操作落地债转股，实现去杠杆。可转债对上市公司而言，本质上是一种债务融资工具。企业在估值上行、行情景气阶段实施强赎，实则是在估值黄金窗口期内，将存量债务有序转化为权益资本，从而优化自身资本结构与负债水平。
“本轮转债退出潮的核心驱动力，来自权益市场的结构性走强。可转债与正股高度联动，今年以来权益市场持续回暖，尤其是科技板块强势上涨，使得多只转债的正股价格触及强制赎回条款，直接加速了转债退出。”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副总监翟恬甜发表观点指出。
下半年将迎“补水潮”
由于可转债当前“狭窄”的市场格局，众多机构将更多的资金参与到新债上市打新上，今年以来每只新债上市几乎都被资金顶格申购撑爆，且今年上市的20只新债上市首日均达到57.3%的最大涨幅，远超去年上市首日平均只有20%的涨幅。
而所谓顶格申购，是指在可转债发行时，按交易所或发行公告规定的单账户最高申购额度（通常为10000张，即100万元面值）提交申购申请，但顶格申购并非强制，是投资者主动选择以增加配号数量、提升中签机会。
“可转债打新首日的涨跌幅限制为最高+57.3%，最低-43.3%，上市次日起，每日涨跌幅限制为20%，不再适用首日规则。我们今年对于新债上市都是采取顶格申购的策略，对于同一个投资人而言，多账户顶格申购是无效的，但是对于机构投资人来说，顶格申购的中签概率就大很多。而且今年新上市的20只新债有18只首日达到最高涨幅，其余两只也接近最高涨幅。”江苏飞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负责人梁策向本报记者透露。
许佳莹受访时坦言，新债是当前最亮眼的“明牌”，但并非唯一的赚钱途径。将目光完全锁定在新债上可能会错失其他结构性机会随着正股反弹，部分存量转债的估值修复也是赚钱途径之一。此外，在规模缩水的背景下，发行公司为了促进转股，下修转股价的博弈机会也在增加。
值得关注的是，虽然当前可转债市场经历着比较难熬的“枯水期”，新债上市打新赚钱效应对于庞大的参与资金而言，终究是杯水车薪，好的一面是有40家新质生产力企业在一季度纷纷发布可转债发行公告，预计下半年能陆续上市，缓解资金饥渴。
“2025年下半年以来，监管审核效率明显提升，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，上述阶段的耗时已回落至179天，接近2021年的水平。这意味着监管层对于可转债这一融资工具的态度正在变得积极，市场补水机制正在修复。对于排队的企业而言，虽然时间差依然存在，但明确的提速预期给了市场信心，预示着下半年到明年将迎来一波高质量的供给高峰。”许佳莹表示。
即将来临的新一轮转债供给潮，主要聚集在芯片、半导体、国防军工、新材料等领域，而且在40家已经公布发行预案的企业中，有相当一部分均为百元股，比如中科曙光、壹连科技、圣晖集成、派克新材、伟测科技、艾森股份等，这些高新科技、高价股的批量上市，与此前低价银行股占转债市场“半壁江山”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“过去银行转债由于正股波动小，更多被视为一种类债资产，而即将上市的新债品种募投方向集中于AI算力、汽车电子、工业传感等前沿领域。这类企业的股价弹性极大，其对应的可转债股性将极强，投资者持有这类转债，实际上是获得了一个下有保底（债券属性）、上不封顶（正股上涨）的高弹性资产；另外一面，传统低价银行股由于正股波动小，转债价格往往长期在面值附近徘徊，交易活跃度低。而百元股发可转债，由于股价基数高，哪怕正股波动1%，对应的股价绝对值变化也很大，这会直接带动转债的波动幅度增加，吸引量化资金和短线交易资金入场，极大地提升市场的流动性和活跃度。”许佳莹表示。
而在更多业内人士看来，熬过当前的“枯水期”，A股高科技、高股价企业的转债发行潮，将成为普通投资者低门槛参与国家新质生产力发展红利的重要渠道；同时还打通了高成长企业（高价股）与稳健资金（债市资金）之间的连接通道，有利于改变过去“只有低价大盘股才能发大债”的市场结构。
由此可见，一场可转债市场新的宏大叙事和投资逻辑已经缓缓开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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